陈嘉庚的亲密友人，惠安之光一一刘玉水

崇武渔民

开华侨以薪兴学之先河

有一所同陈嘉庚创办的厦门集美中学和李光前创办的南安国光中学并称“闽南三大侨校”的美丽校园，崛起在惠东濒海东房村北边小山上。这山原本乱草萋萋，杂树离离，荒冢骨枯，野径人稀；以其状如荷而名“荷仔山”，校因山而名“惠安荷山中学”。谁能想到，校主刘玉水竟是靠自己的月薪来创办的？

1922年，刚届而立之年的刘玉水再度返乡省亲，晚上总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脑中映现的是村边港沟正在抓泥鳅的那七八个孩子满身泥水的身影，耳畔回响的是祠堂门角赌博的那十几个小孩争吵扭打的声音；朦胧中，身影幻化为兴学楷模陈嘉庚的高大形象，声音变成嘉庚先生常说的话：“中国的希望在下一代的教育。”睡神驱走了，他坐起身来，把身旁的妻子邱团吵醒了。“这几晚你都没睡好，换铺不习惯还是在想什么？半暝过了，睡吧！”妻子关切地说。“我睡不着，你醒了，同你商量个事”，玉水说，“咱村的孩子没个学校读书，‘人不学，不知义’，变野了。咱出钱办学，你舍得吗？”“你舍得我有什么舍不得！你一个职员仔，薪水薄薄，比不上嘉庚先生一支毛。讲大空话做不到让人笑话。”“你不知，人家武训不识字，靠乞讨还能‘修个义学为贫寒’，嘉庚先生赚钱不留给子女，办学让多少人读上书。若不是他提携我，哪有我今日？我赚薪水，尽量节俭办一所学堂让咱村里穷孩子读书，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

刘玉水1893年生于东房，十二岁随父到集美，边跟父亲学裁缝，边在嘉庚先生创办的惕斋学塾读书，忘不了“惕厉其恭，谦冲其度；斋庄有敬，宽裕有容”的冠头门联；《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都读过。六年后跟随陈水印先生到新加坡当绸布庄伙计，后被水印先生的族兄嘉庚先生看上，带到谦益公司熟悉业务，派往泰国暹罗大城谦益胶行当高级职员。这次回乡，见孩子无学可上，心里着急。他先后拜访塾师赞周伯和想办新学的启贤叔，一致同意改祠堂塾馆为小学，推启贤任校长。玉水当即拿一笔开办费交启贤支用，还为学堂定名“荷山学校”，提议以“慎毅”为校训。玉水的老母亲知道后开心地说：“办学堂教孩子做好公德，孩子才不会做‘流囚’。囝啊，天公祖看现现，好心会有好报！”

刘玉水回乡办学的消息很快传遍四乡五里，大家无不啧啧称赞。当年秋季招生一百多人编排成复式四个班。这所小学就这样创办起来了。办一所学校。靠自己那一份薪水，不管怎样节衣缩食，终究还是难以为继，不免时办时停，以至拖欠教师工资。玉水知道后，心里真不是滋味，只好向嘉庚先生求援。“玉水啊，你的胆比我还大！”嘉庚先生笑着说，“没有实业，单靠一份薪水，办学哪能不困难！不过，你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精神很好。吾人做公益事业，靠的是责任和毅力，不能等自己富了才做，等富了才做可能一生也做不成。别担心，荷山学校还是要办下去的！”玉水从嘉庚先生的一席话中汲取了力量，举笔写下“荷校不成死不休”七个字作座右铭，时时策励自己。

后来，升任泰国谦益胶行经理的刘玉水以超前的眼光，非凡的魄力，凭借自己的智慧和经验，从1931年世界经济危机中看到胶业发展的前景，由启成公司到大成胶业公司，由合股经营到独自经营，从星马拓展到印尼，成为马来亚胶业巨子，被选为槟城胶业公会主席、惠安公会主席等，是槟城华人杰出的侨领。有实业发展的坚实后盾，荷山小学的经费源源不断，1946年开建新校舍，1950年创办初中部，之后又在周边创办东岭、净峰、延寿、潘湖、灯原和西埔等六所小学。1956年增设高中部。在侨居地，继1938年在槟城首办小留村小学并建公市等慈善事业外，还为钟灵中学、福建女校（后称槟城女校）、丽泽小学和南洋大学等捐资出力，曾任钟灵中学和其他许多学校董事部主席或负责人之一、南洋大学董事会副主席。他独资和大量捐资于海内外一所大学、三所中学和九所小学，为家乡教育事业和华侨子女华文教育做出极其突出的贡献。在传承嘉庚先生兴学精神的经历中，刘玉水对教育和人才培养有十分独特的见地，这就是他在南洋大学第四届学生毕业典礼上所讲的四个字，即力、胆、智、学，概括成四句话，即力从新革旧，胆识是知非，智明能用世，学富足匡时。

　　

主槟城等筹赈分会为抗日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嘉庚发起并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刘玉水同南洋40多个埠头计164位华侨代表参加，被选为总会常委并负责召集组织“南侨总会槟城筹赈分会”。在槟城“阅读书社”大厅，刘玉水对全槟各社团、中小学校长、报社主编和各界闻人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他说：“……南侨同胞们！当此暴寇猖狂、家乡父母妻儿面临轰炸杀戮之时，我旅槟侨胞伤心切齿，无法言喻。我辈远居海外，未得亲赴战场杀敌泄恨，必能尽祖国邦家赤子之心，慷慨捐款；让前方将士察我侨胞拳拳爱国之心，改善武器装备，激励士气，奋勇杀敌，驱敌于国门之外。如此则前方后方，分工合作，出钱出力，殊途同归，最后胜利，为期不远。兄弟我今日认购‘救国公债’六万元，愿与诸位同胞共勉！诸位愿购愿捐，或多或少，悉听尊意。”与会者听后感奋不已，踊跃认捐。会上，刘玉水被推选为“槟城筹赈分会”主席。他旋即召集分会执委进行分工，同时讨论并作出三项决议：一、立即将所捐资金催送南侨总会输往国府；二、举办通俗演讲会，以各种文艺形式进行抗战宣传，经常、普遍、深入地开展募捐活动；三、随时响应祖国政府和南侨总会号召，筹集必需资金和物品。从1937至1940年总计举行通俗演讲会49场；由《光华日报》、《现代日报》、《星洲日报》，《槟城新报》等开辟时事栏目，发表社论评论等；在惠安公会新会馆举办翁占秋等两位画家的画展以筹赈。惠安崇武、獭窟遭日机轰炸，同胞伤亡，惠安公会立即成立以刘玉水为首的“同侨救乡委员会”。多次向国内汇款，慰问伤亡家属和出征战士。

为推动全槟的货物捐，刘玉水与骆金狮倡议胶业公会的企业主带头献捐。除常月捐、货物捐外，劝募员还创造了多种募捐形式，如节日特别捐、卖花卖物捐、义演义赛捐、迎神拜香捐等。如此热烈的劝募活动，影响及于北马和中马地区。

1938年，广州沦陷后，从香港输入国内的通道阻断，安南（越南）通道也难持久。国府为建立新运输通道，正加快修筑滇缅公路，请求南侨筹赈会代雇汽车司机和维修机工，以尽快把滞留香港的两万多吨军火转移到缅甸仰光，运入国内。槟城筹赈公会相应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的号召，当即布示全槟。刘玉水与工会主席庄明理一起，发动报名，几个月间募集数百人，连同外埠机工司机，分七批从槟城开往仰光服务。每批人员都披红挂彩上街，接受全城万人空巷的热情欢送，举行庄严的授旗宣誓仪式，由黄领事和刘玉水主席等人送上丰祥轮，并通电沿途各站予以接待。槟城橡胶工人配合装卸工人不间断地参加义搬义运，保证战略物资日夜不停地从槟城港口运出，通过滇缅公路这条抗战运输大动脉运往国内。《现代日报》编辑、筹赈会宣传主任方君壮屡次发表文章，动员华侨社会各界共同对敌，抵制日货，还密切配合抗日后援会，组织戏剧队、歌咏队上街宣传抗日。后援会领导成员陈荣火（惠安洛阳人）积极促成各华校各团体开展义捐义演活动，每次募集款项都在千元以上。武汉合唱团一行28人到槟城演出，刘玉水亲自召集各社团代表共商购买爱国券票，十几场演出顺利举行，筹赈效果极好。1940年以后，抗日处于艰苦岁月中，槟城新生励志社主要负责人王景成等，发动社员募捐，征寒衣、购物品，支援抗日，成绩显著。刘玉水等人还组织人员从香港购买救伤绷带，从爪哇和苏门答腊购买金鸡纳霜，并购置制药设备，运往重庆就近生产阿司匹林，供应战区。在陈嘉庚为首的筹赈总会领导下；刘玉水带领槟城分会诸位执委，不辞劳苦，夜以继日为抗日奔走呼号，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得到槟城华侨社会的大力支持和热烈拥戴。



随嘉庚先生左右而避寇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大举南进，槟城沦陷。城里的日特和汉奸公开活动，到处搜捕抗日人士。蒙面人许玉叶及其丈夫巫廷谦医生，配合宪兵搜寻刘玉水的行踪。他们哪能想到，这位“抗日头子”早已接陈嘉庚来电，乔装成工人，乘火车赶往新加坡协助嘉庚先生筹备“星洲抗敌动员大会”。日特汉奸从刘家搜到小留村，又找到升旗山密林，都没能找到刘玉水和家属。而刘玉水的所有资产、店铺、工厂和胶园，全被日本人没收了。

为了保卫新加坡，陈嘉庚应英总督托马斯之请，慨然肩负地方抗敌大任。在星洲华侨抗敌动员大会上，刘玉水被推选为总务部副部长协调各部工作，提供后勤服务，协助陈嘉庚处理日常事务，夙兴夜寐，全身心投入，不到半个月，形容消瘦，令嘉庚先生心疼。但英军遭遇日军就溃散，司令白思华中将瘦骨如柴，穿着短裤，完全不像一个军人；他身边的两个士兵，一个拿英国旗，一个拿白旗，向日军中将山下奉文投降。陈嘉庚与总会同志十分痛心，知道事无可为，决定让诸侨领撤离新加坡。陈嘉庚在刘玉水等人的陪侍下，乘乡侨预留的小火轮经马六甲海峡抵达荷属苏门答腊。次日，日军封锁海面，大小船只一律禁行。1942年2月18日，日本人张贴布告，强令年龄18至50岁华人到五个集中地点接受“检证”。这是那个矮胖、粗壮、剪平头式短发、十足日本武士模样的山下奉文下的命令。仅仅四天“检证”，这个号称“马来亚之虎”的山下奉文，就吞噬我六千名年轻华人的宝贵生命。战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一个委员会在实乞纳、榜鹅和樟宜，发现和挖掘许多大墓坑，估计遭日军杀害华人达五至十万之多。日军密令到处捉拿“抗日总头子陈嘉庚”和“抗日头子刘玉水”。日本宪兵以为，抓住刘玉水就能抓住陈嘉庚，抓住陈嘉庚也会抓住刘玉水。陈嘉庚的小火轮抵达苏门答腊淡美那口岸，检查站人员以护照未经荷兰新加坡领事馆签证为由，不准入境。刘玉水同县长交涉，请示宁岳府尹，知道是闻名南洋的华侨领袖、新加坡抗敌总会主席光临，同意上岸。当地华侨举行盛大欢迎集会和宴会。当陈嘉庚一行应荷兰军部之邀，乘车将至巨港访问时，得知日本伞兵已占领巨港的油库和矿山并设卡拘人，只好折回乡侨庄丕斗处。于是决定从巴东港乘船往爪哇。但日本宪兵带着汉奸，从棉兰到巨港，从占碑到巴东，查访陈嘉庚等人的下落。巴东的一个宪兵队翻译官听那个矮个子汉奸说要追捕陈嘉庚，就生气地说：“人要是在这里，早被我们抓住了。”告诉宪兵队长说：“这人是来讨人的。”汉奸见宪兵队长生气地抽出军刀，吓得抱头鼠窜。原来，这位吓走汉奸的翻译官就是化名“赵廉”的著名爱国作家郁达夫。

得到乡侨吴顺通的帮助，陈嘉庚和刘玉水等人挤上从巴东开往爪哇的船，抵达芝巴扎港上岸，护照被收走。好在乡侨林宗庆等人接应，才乘车经万隆到巴城（雅加达），由南侨筹赈总会副会长庄西言带到陈泽海的橡胶园，打算长期住下来。次日传来消息：日军已占领巴城，开始逮捕华商。庄西言一家十几口被扣留，自己被日本宪兵传讯，忍受酷刑，始终不说出陈刘的下落。刘玉水马上只身乘车往东爪哇泗水，带着集美校友代表赶到陈泽海橡胶园迎接陈嘉庚先生。当晚车次客满，只好改乘次日慢车。幸好他们迁延两天，否则日军两天前就占领泗水，各车站码头加岗加哨，逐一盘查，就难逃劫难。陈嘉庚一行就在中爪哇的梭罗暂住。陈嘉庚化名李文雪，刘玉水化名李妈水，成了文雪的侄儿，同其他六人组成八口之家，到梭罗华侨机关登记了户口。后来举家搬到黄丹季店铺工厂所在的玛瑯去。但日寇抓捕陈嘉庚之心不死，宪兵特务汉奸无孔不入。有个为日本宪兵队充当翻译的颜树荣，向他过去的店东陈嘉琪打听陈嘉庚的消息。陈嘉琪笑着说：“玛瑯就是我陈嘉琪，哪来陈嘉庚？误传！误传！”因此，刘玉水马上陪陈嘉庚离开玛瑯，转移到峇株去。刘玉水说：“那里有我的亲戚，方便！”陈嘉庚把后来在山下觅得的僻静处所称为“晦时园”，直到日本投降才返回新加坡。在三年又八个月颠沛流离的避寇生涯中，陈嘉庚得到集美校友和乡侨的掩护和照顾，刘玉水陪侍在他左右。1961年嘉庚先生不幸逝世，刘玉水挽之以联云：“记暴敌东来，三年亡命，朝避猛虎，夕避长蛇，我共鬼神呵护；看大星北坠，四海招魂，德则祥麟，仪则威凤，公真何岳英灵！”真实反映那段不同寻常的流亡生活，表达对陈先生逝世的不胜哀悼之意。

刘玉水于1972年逝世，一生以嘉庚先生为楷模，同生死，共患难，不愧是嘉庚精神的杰出传承者，值得后人永远学习和纪念。


文作者陈忠义是刘玉水先生创办的惠安荷山中学校友，曾任惠安惠南中学校长，现执教于仰恩大学。本文为纪念刘玉水先生诞辰120周年而作，作者作了多方考证，并得到张玉春教授的诸多帮助，文章提供了许多宝贵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