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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富庶的朝代是南宋,香港科技大学的刘光临先生,据他的统计与推算,宋朝的人均国民收入位于历代最高峰,为7.5两白银。
公元1162年,刺桐(古泉州)港当年市舶税利高达100万缗,占全国税收总数的10%。
元中期,泉州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对外贸易港口。
从泉州走向世界:非郑和而是汪大渊
1405年7月11日,郑和开始第一次下西洋远航。600年后的这一天,被定为中国的“航海日”。
1330年,即在郑和下西洋之前75 年,一个叫汪大渊的19岁南昌小青年,从当年的东方第一港——刺桐(古泉州)港扬帆远航。
沿着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开始了一段传奇般的地理大发现的旅行。162年之后,哥伦布才受西班牙女王派遣,开始了寻访东方印度和中国之旅。
至元三年-五年(1337-1339),汪大渊再次从泉州出航,历经南洋群岛、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非洲的莫桑比克海峡及澳大利亚各地。
汪大渊的两次远航探险总共历时8年,航程数万里,到过220多个国家和地区。至正九年(1349年),他出版了《岛夷志略》。
《岛夷志略》,一百余篇纪略,涉及东西两洋周边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西方学者称他为“东方的马可·波罗”,他的著作《岛夷志略》被收入影响中国的100本书中。
《四库全书总目》:“诸史外国列传秉笔之人,皆未尝身历其地,即赵汝适《诸蕃志》之类,亦多得于市舶之口传。大渊此书,则皆亲历而手记之,究非空谈无征者比。”
古泉州鼎盛,宋元外贸的盛世
《岛夷志略》包含十分宝贵的历史资料,记述了我国的各类货物出口;如丝织品、陶瓷、金属、食品等。尤其是中国瓷器出口,100个篇章中有40多篇记述瓷器贸易,其中有20多篇记载了青花瓷贸易。
青花瓷是中国元代畅销的国际品牌,据报道,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博物馆藏有完好的景德镇青花瓷达120余件,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中出土过数百片元代中国青花瓷器,在东非沿岸的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家的港口城市和岛屿都发现有中国瓷器。坦桑尼亚基尔瓦岛出土的元中期景德镇青花和釉里红瓷器也印证了《岛夷志略》的记载。
进口货物有香料、棉 织品、动物毛、矿物、珠宝、食品、药物等。从《岛夷志略》记载和国外出土中国文物来看,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应该是“丝瓷之路”更为准确。
在汪大渊下西洋之前的1292年春天,马可·波罗和父亲、叔叔在中国呆了17年之后,受忽必烈大汗委托,护送一位名叫阔阔真的蒙古公主从泉州出海到波斯成婚,并最终回到祖国意大利威尼斯。
在《马可·波罗游记》中,马可·波罗盛赞泉州“刺桐港”是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世界第一大港”。“亚历山大或他港运载胡椒一船赴诸基督教国,乃至此刺桐港者,则有船舶百余”。可以想见,当年的泉州港成为梯航万国、舶商云集的东南巨镇,世界旅行家笔下富庶无比的国际大都会。
宋代奉行实用经济理性,不但不禁止海外贸易,有时还特别提倡和鼓励。元代更加大一统的开放性,较前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元代从1282年开始海运尝试,历经十余年的冒险和试错,终于找到了一条经济、安全、快捷的航线,从浙西运粮到京师,只要十多天时间。
以至于有历史学家感慨,如果循着这条道路前进,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的海上强国,将加速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
朱元璋海禁,断了自己99%财路
可以这样说,在朱元璋之前,中国从未有海禁政策。远的不说,在老朱建国之前的宋、元两代,均以开放而著称。
相比之下,明初的商税年收入,仅为北宋时的1%,可见想见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以及老朱建国后的倒退程度。
朱元璋实行海禁,如果说是仅仅因为江浙福建沿海日本倭寇捣乱的原因,未免有些牵强;毕竟在元代中后期日本倭寇骚扰已经成为当时海运的一大祸害。
更大的原因恐怕还是:明太祖是中国历史上惟一出身赤贫的皇帝,从红巾军一步步爬到现在的位置,着实不易。抱残守缺的思想非常严重,担心太过激进的做法恐怕会让大明朝江山不稳;所以,想恢复 “鸡犬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农业社会。
明朝每户人家都要承担实物税和徭役,这徭役很可能就是从千里之外押运征收的几百块城砖或几千张纸送往南京,轮到这一任务的家庭,结局往往是破产。
军队也如此,实行卫所制,官兵在驻地自耕自食,亦农亦兵。明太祖很得意,说他是养百万兵而不用花国家一分钱,但结果只是养活了百万名集体农庄的农民而已。明朝中后期,卫所军队与普通农民无异,毫无战斗力。
朱元璋重农轻商的思想,造成整个大明朝相比较大宋、甚至元代都落后太多。不仅整个明朝两百多年一直处于经济乏力、内忧外患的境地。
正是因为这样的治国方略,使得人多地少的福建,尤其是曾经的世界第一大港——泉州一下子失去了经济支柱。
昔日,因对外贸易而繁荣似锦的刺桐城瞬间跌入万劫不复的境遇,再也没有缓过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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