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18359180574 于 2020-12-10 09:32 编辑
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往往怀揣着对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想。什么是理想的城市，是萦绕在许多人心头的“硬核问题”。这一问题的不同答案，让人们选择不同的城市。 当前，中国城镇化进程正发生关键转向。过去，人们为了生活来到城市；如今，人们为了更美好的生活选择不同的城市。 满足人们幸福生活的需求，是衡量城市“理想值”更重要的砝码。我们尝试将“幸福生活”量化，运用指标模型描绘城市的“幸福感”，呈现国人心中的理想之城。 这是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发布的第一期《理想之城榜》。 综合人口规模、城市能级和经济体量等因素，研究团队从全国三百多座地级以上城市中选取34座城市作为观测样本。这包括超大城市、特大城市、I型大城市，以及年经济规模接近和超过万亿元城市。考虑到统计口径上的差异，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暂未列入样本清单。 研究团队从人的感知和需求出发，构建“理想之城”指标模型。这包含公共空间体验、生活舒适、市民准入和市民待遇四大维度，囊括40项三级指标，关联的原始数据超过5000条。来自统计部门和第三方组织机构的数据，经处理和赋权运算，并经过多次核校论证后，形成评估对象的具体分值。 “理想之城”指标模型的评估结果，出现明显的正态分布特征。除去排名前六以及最末三位的城市分值具有明显的差异外，剩余城市的评估分值相差不大，呈现紧紧相随的态势。
研究团队根据具体分值，将34座城市分为Alpha++、Alpha+、Alpha、Alpha-，Beta+、Beta、Beta-，以及Gamma+、Gamma和Gamma-等十档。榜单显示，进入Alpha-以上的城市总共有10 座。这些城市依次是北京、上海（Alpha++档），广州、杭州（Alpha+档），深圳、成都（Alpha档），以及南京、宁波、沈阳和西安（Alpha-档）。 
这10座城市与其它城市拉开明显的差距，可以说是“理想之城”视角的“一线城市”和“准一线城市”。 从区域上看，东部城市依然靠前，以杭州、成都为代表的“后浪”正在崛起，西南地区正在形成“第四极”。中国区域格局正在进入“四极”时代，连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地区的“菱形结构”，将串联和覆盖中国的“理想之城”。
区域趋势：“后浪城市”崛起，四极格局正形成经济学家林毅夫曾经提出区域格局“菱形结构”的新论断——连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地区四个“极点”形成的菱形结构，以及菱形内部覆盖的地区，贡献了全国77%以上的经济体量，构成中国经济的重心区域。 
（出处：樊杰, 王亚飞, 梁博. 中国区域发展格局演变过程与调控[J]. 地理学报, 2019, 74(12): 2437-2454.）
依据数据的相关性分析结果，研究团队推断，“幸福生活”领域的区域“第四极”已经形成，人口正加速流入核心城市和强都市圈，一二线城市的“等级赛”正在加速迭代。
城富则民强，高“幸福值”推动城市经济逆袭经过与经济数据的相关性分析，研究团队发现样本城市的“理想之城”评估分值，呈现和GDP强相关特征（P值<0.01,相关系数为0.84）。（编者注：相关性分析，是一种运用函数模型对两个变量相关性进行分析的方法，若P值<0.05，则两个变量之间显著相关；X与Y相关系数为正，则正相关，反之则负相关；若系数绝对值>0.6，则两个变量之间具有强相关性。）这也就是说，越是富有的城市，“幸福感”越高。这直观反映出，“富”城市基础设施相对完善，财源相对充足，能够提供更多公共服务和公共空间资源，能较好地为民众提供“幸福生活”的资源和环境。 具体来看，半数城市获得远超经济实力的“幸福值”，这些城市包括杭州、成都、南京、西安等。 
鉴于越来越多的人为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而选择城市，我们有理由相信，“幸福值”的提升，将帮助更多城市后来居上，实现美好生活带动经济发展的逆袭。
“后浪”崛起，一二线城市“洗牌”研究团队发现一批“后浪”——一线城市的有力挑战者。杭州凭借“生活舒适”和“市民待遇”两大维度的良好表现超越深圳，抢得第4名的“宝座”；“生活舒适”维度表现欠佳的深圳，则屈居第5名。 如果以深圳的评估分值作为“一线”的标准线，明显的领先优势足以证明杭州已经进入“一线”行列；而与后续城市拉开较大差距的成都，则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挑战者。 除了杭州和成都，“后浪”城市还包括南京、西安、长沙、武汉、济南、重庆和厦门。相比佛山、东莞、泉州等一些传统工业强市，这些城市在榜单上的表现更为亮眼。 “后浪”城市的主要特征是强烈的“互联网感”：一方面，这些城市是北上广深之外，新锐互联网公司的热门选址地；另一方面，这些城市是年轻人们热衷“打卡”的“网红城市”。 在改革开放早期的工业化中，这些城市的表现并不算突出，处于中上游水平；但在互联网浪潮席卷的新时代，这些城市展示成为“互联网之城”的巨大潜力。 研究团队认为，互联网浪潮正加速城市迭代，“后浪”城市在互联网战场赢得先机，有可能取得超越传统工业城市的领先优势，成为重塑区域格局的重要推动力。
人口流向强都市圈，菱形区域格局正形成结合人口数据看，排名靠前的“一线城市”和“后浪”城市，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剔除行政区划撤并因素，近五年，深圳、广州、杭州新增常住人口增长率超过15%，绝对值均超过100万，这些是评级为Alpha+和Alpha的卓越城市；而排名较高的成都、西安、长沙、武汉、重庆等城市，均实现了超过50万乃至 100万的常住人口增量。 与排名相去甚远的还有两个特例，排名第9位的沈阳人口数量增长接近停滞，而在34座城市处于中下游的佛山，五年间常住人口增量超过80万人口。位列前两名的北京和上海，则与沈阳一样人口增长缓慢，甚至在某些年份出现人口下降。 研究团队认为，这反映出“理想之城”对人口的正向吸引力：越好的城市越吸引人，而最好的城市由于人口流入趋近饱和，遭遇“溢出效应”压力。 从城市群角度看，长三角地区的常住人口增量最为亮眼，珠三角地区次之，而成渝地区的表现更是堪称“黑马”。在总榜单以及“公共空间体验”和“市民待遇”维度的评估中，成都与重庆这对“双子城”双双进入前15名，表现优于中部和许多沿海城市。 鉴于此，我们欣喜地看到，顶层设计期待的经济增长“第四极”，已经在“理想之城”的评价中预演。这意味着，成渝地区未来能够依靠“幸福值”吸引更多中高端人才，推动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成渝地区形成的极点，将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相互连接，形成驱动中国城市发展的“菱形结构”。 我们同样期待，长三角、珠三角强者更强，而京津冀地区能够破除北京独大的局面，中部地区能够出现“第五极”，共同推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包容性发展。
省会城市亮眼，省域“双城”新融合值得期待许多省份存在独特的“第二城”现象，即全省经济体量最大的城市并不是省会城市，而是工业经济发达的“第二城”。
在“理想之城”的评估中，大部分省会城市的“理想值”，反超经济体量更大的“第二城”。这样的例子有：江苏的南京与苏州，辽宁的沈阳与大连，山东的济南与青岛。 
研究团队推断，造成双城“倒挂”现象，其原因在于“理想之城”指标模型的众多指标涉及公共资源调配，比如文化空间的供给、地铁等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在公共资源调配上，行政级别更高的城市更有效率。 鉴于此，研究团队预判，省会城市凭借行政调配效率，能够提升“幸福值”，吸引更多人才和创新产业流入。省会城市的“幸福值”优势，将与“第二城”的工业基础相融合，形成“创新-量产”的链条。
工业城市区域分化，长三角领先珠三角
从评估分值看，并不是所有传统工业城市的表现，均逊色于“后浪”城市。
在“理想之城”的评估中，传统的工业城市出现比较明显的区域分化现象：珠三角地区的佛山和东莞，以及东南的泉州，在34座城市排名中位居中下游；宁波、沈阳、苏州、无锡等工业强市，评估分值均明显超过前述三座城市，整体上与“后浪”城市旗鼓相当，而这些城市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 这也就是说，在二线城市“幸福值”的供给上，珠三角地区表现不如长三角地区。这反映出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发展层级，相较于珠三角地区更加均衡，公共服务供给更加充足，针对“城市病”的社会治理更有成效。但我们也欣喜的看到，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深度推进，香港、澳门将与珠三角地区有更深入的互动，两座国际化大都市的加入，将使得环珠江口有望崛起世界级城市群，将进一步推动珠三角地区公共服务的均衡供给。 位居第9名的沈阳，呈现出生活压力和“市民待遇”较高的优势。在东北地区陷入衰退困惑的情况下，一枝独秀的沈阳显示出东北城市未来“振兴”的可能性。
行动方略：公共供给与城市治理短板亟需弥合“理想之城”榜的评估数值，出现了某种“有序”和“无序”的冲突。尽管总榜单的数值呈现相对均衡的正态分布，但若干二级指标、三级指标却出现了令人意外的“断层”。 这种单项指标的“不均衡”，实质上是城市间公共供给与城市治理成效差异的显著体现。研究团队编制的“理想之城”指标模型的重要目的，就是帮助城市管理者找到差异之所在、问题之所在，从而弥合城市间的“失衡”，让更多城市成为人们安居乐业的“理想之城”。 依据数据的相关性分析，研究团队梳理出问题和建议的行动策略如下：
消费强文化弱，文化空间体验“马太效应”明显
从具体指标看，“消费空间体验”分值大体呈现正态分布，城市间分值差异不大；但“文化空间体验”分值却出现北京、上海遥遥领先，与其它城市差距巨大的现象。 研究团队认为，“消费空间体验”与商业利益之间关联，能较好激发市场主体能动性，从而提升消费空间体验的效率；“文化空间体验”中的公共图书馆人均藏书量、博物馆数量等指标指向的则是公共供给，配置效率不及快速的“市场之手”。 因而，地方政府的职能部门应该多向市场“取经”，集合职能部门、文化产业、当地居民三方的智慧和力量，在文化需求高的区域，借鉴上海推动老旧厂房和深巷老房微改造的经验，借鉴西安将非遗文化同文旅消费相结合的经验，焕发文化空间的魅力。
高物价“城市病”得到抑制，高房价、交通拥堵问题亟需缓解
经数据相关分析验证，物价压力已经和经济规模、城市发展水平没有直接联系，显著论据是北京、上海是34座样本城市中物价压力最小的两座城市。这充分说明，高物价的“城市病”在部分城市得到抑制。 但另一方面，住房压力、通勤压力依然与城市发展水平呈现正相关——经济越发达的城市，住房压力和通勤压力越大。深圳是住房压力最大的城市，而北京出行最不便捷。这也直接反映出，高房价、交通拥堵的“城市病”依然存在，亟需更有智慧的城市治理。 研究团队认为，在治理高房价问题上，房价收入比最低的长沙值得研究借鉴；而交通拥堵问题更多期待科学规划和信息化手段的引入。
生态环境治理成效显著，教育、医疗资源供给相对不足
从“市民待遇”的具体指标看，34座城市的环境治理可圈可点，多项生态指标达到优异水平，多数城市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达到100%。 相较于生态环境指标，除去北京，30多座样本城市在教育、医疗资源供给上的分值均存在较大差距。这预示着城市的管理者们要想方设法加大教育、医疗资源的供给。
舒适生活与优质市民待遇难以兼得
从整体上看，生活舒适指标与市民待遇指数出现负相关。这与民众的经验一致：卓越城市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吸引更多的人口流入，造成生活空间的挤压，出现高房价、交通拥堵等“城市病”，从而造成生活舒适度的下降。而生活较为舒适的城市，往往公共资源不够充足。 研究团队发现，在“鱼和熊掌如何兼得”的问题上，广州和杭州都提供了相对不错的经验。这两座城市均实现了“生活舒适”与“市民待遇”的均衡。这启发着城市管理者“双管齐下”，在治理高房价、交通拥堵问题的同时，提升市民公共服务供给，尤其是针对非户籍人口的均等化供给。 
【数据来源】
购物场所丰富度、消费者满意度、影院、剧院等信息由唯城君互联网爬取所得； 消费者满意度得分来自于中国消费者协会； 博物馆、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年末公共汽电车实有营运车辆、普通中学学生数、普通小学学生数、普通中学生师比、普通小学生师比、污水集中处理率、公园绿地面积、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等数据来自于《2019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地铁长度来自于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城市轨道交通2019年统计报告》； 机场连接度由连通国家和地区量、连通城市量、航线量、运营航司量、航班量五个指标加权得来； CPI、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镇化率、2019年常住人口数量、近五年新增常住人口、2019年城镇登记失业率、医疗机构床位数、执业（助理）医师数、注册护士数等来自于各地市统计局2019年度统计公报； 房租房价数据来自于中国房价行情网； 平均通勤距离、5公里通勤比重来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监测与治理实验室、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百度地图慧眼联合发布：《2020年度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发布版》； 2019年度通勤高峰拥堵指数来自百度地图等联合发布：《2019年度中国城市交通报告》； 创新环境、创新设施得分来自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中心、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2018年全球城市创新创业活力排行榜》； 双一流学校数量来自教育部“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 2019年百强医院数量来自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中国医院排行榜； 2019年空气质量达标率来自各地市2019年生态环境统计状况公报； 卫生健康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教育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等来自于各地市财政局； 指标中涉及人口相关数据均为2019年常住人口，长春为2019年户籍人口。 其它数据为南方周末自有数据库所得 鉴于数据短期变动不大，在数据缺失时采用2018年数据，或者估算为平均值，缺失处理不影响指数得分和排名。
【上述数据经无量纲归一化处理，放入指标模型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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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2-10 0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