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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历史最全巨著-泉州与福州四季历史文化比较的百科全书(扩充精华版)
宋元泉州精华篇
看完你就不会质疑宋元泉州世遗的份量
第二季(夏)
背景
宋元时期福建人口、经济和文化达到了历史的最鼎盛时期,福建的经济和文化也首次跻身于全国重要的主流行列。
宋元时期泉州的经济、文化、地区势力都比福州突出,比福州更具有区域的代表性。
宋代泉州的经济在福建的代表性
泉州港在公元10-14世纪之间是中国最大、最昌盛的通商贸易港口,也是世界最大的贸易港口之一。作为一座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宋元时期它创造了诸多当时中国乃至世界之最的神话。
福州和泉州历来都很重视海外贸易,因为晚唐港口贸易的沿袭,北宋初期泉州的贸易就远比福州要繁荣,所以朝廷将福建的第一个市舶司置于泉州。
北宋初年泉州港虽没有设立市舶司,但因为晚唐港口贸易的沿袭在宋初的对外贸易中就已经享有很大的影响地位《宋会要辑稿》载:太平兴国(976年—984年)初,京师置榷易院,乃诏诸蕃国香药、宝货至广州、交趾、泉州、两浙,非出于官库者,不得私相交易。
北宋皇佑年间(1049--1054)泉州城规模就已经很宏大,陆守在《泉州修城记》中说道:"“泉州城内画坊八十,生齿无虑五十万”
元佑二年(1087年)十月,朝廷在泉州置市舶司,在泉州直接管理对外贸易,这是泉州代表福建站在世界港口贸易顶峰的一个重要起点.
政和五年(1115年)在泉州设来远驿,接待来自世界各国的贡使人员,并拟定伎乐迎送,犒设津遣等则例,体现出一个贸易大国的风范。
大观、政和之间(1107—1118年)泉州设立了蕃学,它是培养外国人子弟和中国人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学校。南宋时,来泉州贸易的外商“有黑白二种,”数量众多,为了便利外国人居住,照顾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泉州划出固定范围让外国人居住,这样的地方称为蕃坊。蕃坊中由外国人推选出蕃长、理讼师等自行管理,并由他们与当地政府进行日常生活和办理商务的联系。
至北宋后期,泉州的对外通商贸易已涉足31个国家和地区,赶上并超过明州,仅次于广州。
从建炎二年(1128年)到绍兴四年(1134年)七年间,泉州的舶税收入达到二百万缗(一缗等于一千钱)。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泉、广两市舶司舶税净收入增至二百万缗 。”约占当时南宋朝廷年度财政总收入的二十分之一。泉州市舶司税收已增至百万缗。
宋高宗十分清楚海外贸易的重要性。《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0》载,他曾谕及臣僚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宋会要辑稿》:“(嘉定)十五年(1222年)臣僚言:‘国家置市舶司于泉、广,招徕岛夷,阜通货贿。
宋代,泉州是全国丝织中心之一,与杭州并称一时之盛。这个时期泉州生产的丝绸被称为“泉缎”“刺桐锻”既是重要的外销产品又是朝廷的高级贡品。泉州所产绫罗绸缎和绢伞绢扇与青白瓷器、生铁、铜鼎、铁针、铜瓦以及糖、酒、茶叶、桂元干、桂林干、纸张等,都是出口外销的商品。造船技术更加精良,已能造出远洋大海舶。
南宋宝庆年间担任泉州市舶提举的赵汝适,曾对诸国商贾进行调查考察,据其宝庆元年(1225年)著作《诸蕃志》记载,当时同泉州有海外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已达58个,与广州港并驾齐驱。
泉州港在南宋末年一举超越了广州,成为全国第一大港,执全国对外贸易之牛耳,进入极盛时期。
南宋管理皇族宗室事务的“南外宗正司”因难舍泉州舶税之膏腴而迁移到泉州,至绍定年间(1228~1233),在泉州的皇族宗亲在院者1427人,外居者887人。泉州成为大批皇族的居住地,在泉州还专为设立了教育皇族子弟的“宗学”。他们从中原地区带来先进生产工具,带来罗、绢、纱、绫等新产品,传入织、绣、彩、绘、染色、印花等先进技术,以及先进文化,促进泉州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繁荣。但赵氏皇族生活奢侈,歌舞声色,仗势扰民,其庞大的生活费用,除朝廷少量补贴外,大部分是由泉州地方财政来负担。
宋代苏颂《送黄从政宰晋江》曰泉州“绮罗不减蜀吴春”就是说泉州生产的丝织品,可以与川浙的丝绸媲美。制瓷业方面,泉州在宋代进入蓬勃发展时期。无论是大批窑口的兴建,产品数量的激增,还是烧制工艺的精美,都是以前不能比拟的。据考古报告,泉州一带发现的宋窑,共有127处,是历代最多的。
宋代的泉州,各种文化在这里融合,各种繁荣在这里交汇,有很多外籍商贾巨富与皇族绅贵择居泉州,繁衍生息。泉州有来自外国的商人、传教士、僧侣、游历家、王子、贵族和使节等达数万人。
南宋末年,意大利安科纳市的犹太商人雅各在泉州逗留5个月将泉州形容为"光明之城",并描述了南宋末年泉州地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民俗等情况。 他所记述的南宋泉州的社会文明远远超过当时的欧洲。
宋代赞美泉州经济繁荣的诗词
宋代著名政治家、词人李邴在《咏宋代泉州海外交通贸易》中描述了泉州“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华景象。
北宋福清人郑侠《西塘集》曰泉州:驿道四通,海商辐辏。夷夏杂处,权豪比居,土疆差广,齿笈至繁。廛肆杂四方之俗,航海皆异国之商。 北宋谢履《泉南歌》: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
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况今闽越,莫盛于泉州,泉州“水路据七闽之会,梯航通九泽之重”
南宋.祝穆《方舆胜览》:“诸蕃有黑白二种,皆居泉州,号‘蕃人巷’。每岁以大舶浮海往来,致象犀、玳瑁、珠玑、玻璃、玛瑙、异香、胡椒之属。
南宋莆田人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诗云泉州:“闽人务本亦知书,若不樵耕必业儒;唯有桐城南郭外,朝为原宪暮陶朱。”
刘克庄《赠林信夫》:刺桐城里多豪贵,绝艺何忧不见知。
南宋建州人真德秀《祈风文》写道:“惟泉为州,所恃以足公私之用者,蕃舶也。
南宋著名政治家诗人王十朋对泉州的评价是:“闽乃负山带海遐僻之乡,而泉乃富商大贾往来之会。”
宋代永春知县江公望《多暇亭记》对泉州港的描写:“海船通他国,风顺便,食息行数百里,珍珠玳瑁、犀象齿角、丹砂水银、沉檀等香,稀奇难得之宝,其至如委。巨贾大贾,摩肩接足相刃于道。”
清乾隆《泉州府志》卷七十五载宋代泉州:“胡贾航海踵至,其富者资巨万,列居城南。
宋代描写刺桐城的诗句
北宋曾会《寄泉僧定诸》:赤城山去刺桐城,还往都无一月程。
南宋泉州太守王十朋《石笋桥》:"刺桐为城石为笋,万壑西来流不尽"
南宋赵令衿《泉南花木》:偶然游宦刺桐城,两见南薰荔子生。
南宋莆田人黄公度《惜别行送林梅卿赴阙》:刺桐城边桐叶飞,刺桐城外行人稀。客来别我有所适,问客此去何当归。
宋代,母亲为晋江人,祖母为南安人的苏颂对泉州的评价。
苏颂《送黄从政宰晋江》
泉山南望海之滨,家乐文儒里富仁。
弦诵多于邹鲁俗,绮罗不减蜀吴春。
怀章近辍枢廷杰,制锦重纡学馆人。
岂独光荣生邑里,须知美化浃瓯闽。
泉州九日山现存的诸多祈风石刻,记录下了当时泉州官方举行船只出海祈风仪典的盛况。
宋朝因泉州经济的发展而建造的一系列浩大的工程如母亲卢氏为泉州惠安(今泉港)名士卢仁之女,从小在母亲的惠安娘家接受教育的蔡襄主持建造的洛阳桥以及东西塔,安平桥,姑嫂塔,清净寺、天后宫、关岳庙,老君岩等等等等当中有的不仅代表了福建乃至于中国的最高水平甚至创造了世界之最。
宋代福建人口稠密的代表
宋代福建人口也达到历史高峰,福建区域的开发全面展开,北宋后期福建开始出现人稠地狭耕地缺少的现象,南宋以后越演越烈,大量无地人口或从事工商业及其他职业,或迁入深山区和外区域,从而促进了福建商品经济和文化发展与山区开发。福建是宋代人稠地狭最为严重的地区,但与其相邻的今广东、广西和海南岛却长期地广人稀耕垦未尽,为了寻找新耕地,大批福建农民向两广以及其它耕垦未尽的地区迁移。
宋初太平兴国(976年—984年)延续唐末五代的人口,去除莆田后泉州户数96581户,仍然包括周边宁德等地的福州户数94470户。泉州多于福州,位居福建首位。
《元丰九域志》卷九:
福州户数:户主十一万四千六百三十六,客九万六千九百一十六。合计:21万1552户。
建州户数:户主六万九千一百二十六,客十二万七千四百四十。合计:19万6566户。
泉州户数:户主十四万一千一百九十九,客六万二百七。合计:20万1469户。
注:这里的户主指的是有房产,有田地产业的人口。客指的是没有房产没有田地,租用地主的地,寄居他人房屋的最底层人口。
可以看到北宋中后期的元丰年间,泉州跟福州的户数都差不多,都突破了20万户。但是泉州有房产有田地的户数有14万多。福州只有11万多。福州没有房产没有田地的最悲惨的底层户数有9万6千多,泉州仅有6万左右。建州更惨,没有房产田地的户数几乎是有房产田地的两倍。
从正史记载可以看出唐朝中后期至唐末五代以及宋朝初期泉州户数人口都比福州多,北宋中后期的元丰年间福州人口追上了泉州,人口在地区开发初期是绝对的发展指标,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因为宋代福建人口激增,人口太多已经成为负担了,福州在北宋时人口发展了,但是经济开发没跟上,底层有大批的穷苦百姓,所以可以看出北宋元丰年间福州有房有田的比泉州少,没房没田地的比泉州多,此时福州这样的人口已经是个累赘了,这种情况的典型代表就是土地耕地少,又缺少如大港口贸易经济产业支撑的莆田,北宋元丰年间莆田的比例是每五户中三户有房产有田地,就有两户是没房产没田地的,所以自北宋起莆田人开始大批移民潮汕找土地开发维持生存。
《宋史》地理五记载: 元丰年间泉州与福州的总户数差不多,都突破20万户,人口都达到“望州”级别,但是福州下辖12个县就有8个达到县望的等级,闽县、侯官、福清、古田、永福、长溪、怀安、连江8个分布各地,泉州下辖7个县仅有晋江,惠安两个沿海县是望县,惠安还是宋初析晋江置县,泉州与福州两地总户数差不多,从县望等级的分布来看,说明泉州的人口经济开发主要集中在沿海以及城郭内外的坊区,而福州人口以及经济开发分布包括底下山区的县以及乡村相对比较分散。早在元丰年间(1078年-1085年)之前的北宋皇佑年间(1049--1054)泉州城规模就已经非常的宏大,陆守在《泉州修城记》中说道:“泉州城内画坊八十,生齿无虑五十万”看看当时形容泉州城内这等惊人的人口规模描述,就知道当时泉州城的发达繁荣程度。
宋元丰八年(1085年),泉州主客户20余万户,泉州城内人口突破10万人,成为全国八大州府之一。(泉州人口密度超过小小版图的莆田,成为福建人口密度最高的州府)被称为富州,(大观元年(1107年) 泉州升为望郡)。又经150余年的发展,至宋淳佑年间(1241~1252年)增至25.57万余户,为历史上第一次人口高峰,为“望州”级别。
宋代泉州海商在福建的代表性
由中外史籍钩稽所得,可以确定为北宋时期前往高丽的泉州商人的情况,《高丽史》所记北宋时期前往高丽贸易的中国商人不下百起,其中多数泛称“宋商”,只有少数标明籍贯,计有福州(两起)、广南(三起)、台州(三起)、明州(浙江宁波,三起),此外还有闽人(一起)、江南(两起)。泉州(十九起),泉州超过了其他各地。
北宋中期,苏轼当时正在和泉州海商徐戬接触,苏轼便说:“惟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苏轼在《论高丽进奉状》写道:“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买卖……”
欧阳修《有美堂记》载杭州商业之盛状,说:“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视闽商为我国商人代表以与外国商人“海贾”相提并论。
北宋晋江安海人黄谨以航海商贸活动家的身份而被载入《宋史》他是驻在高丽国的礼宾省,与国王有往来,载曰:拯使闽时,泉商黄谨往高丽,馆之礼宾省,其王云自天圣后职贡绝,欲命使与谨(黄谨)俱来。至是,拯以闻,神宗许之,遂遣金梯入贡。高丽复通中国自兹始。
《宋史》列传《外国三》《高丽》有云:“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密试其所能,诱以禄仕,或强留之终身……”
这些名人和正史记载的福建海商都是以泉州人为代表的
宋元时期,史书有记载的泉州著名的大海商有王元懋、李充、杨客、蔡景芳、黄慎、徐戬、徐成、黄护、丁有财、许汉青、丘发林、柳悦、黄师舜、陈宝生、孙天富、陈应、吴兵、朱纺、林昭庆、朱道山海商集团等等
宋代泉州文化在福建的代表性
福建山多地少,宋代,由于人口迅速增加,百姓生活艰难,为摆脱困境,许多平民子弟纷纷向学,以求科场及第;仕宦之家与书香子弟为保持或提升社会地位,更是力争科举出仕。因此,宋代福建掀起科举热潮,名扬全国。福建文化教育繁荣,出现人才辈出的空前盛况。
古代以科举为进入仕途的基本途径,一旦中举,立刻迈上荣华富贵之途,因此通过读书中举谋求一官半职无疑是贫寒子弟最好的生活出路。刘弇《观禅师碑》说:“闽粤右浙左番禺,土迫而民稠,男子资秀颖力强自好起而为文者常十五六”,可见福建人走此道者甚多。文献载:建宁府“土狭人贫,读且耕者十家而五六”;兴化军“家贫子读书”,“赋入不敌江浙一大户,而魁人韵士居多”。其他儒风较盛的州军都有类似的记载。由于读书人多,到了南宋后期,安徽诗人吴潜曰:“士之精于时文者,闽为最,浙次之,江西、东、湖南又次之,而每季之中第亦以是为差”。
宋代泉州人文鼎盛,科举发达
宋代福州进士2799人(北宋550人,南宋2249人)
宋代泉州进士1361名(北宋460人 ,南宋901人)(纯今泉州辖区数据不包括同安)另一说宋代泉州进士926人(北宋344人,南宋582人).
南宋偏安于浙江杭州,北方战乱不止,经常都是只有浙江福建两省周边的学子参加科举考试,其它省参加科考的很少,(地理位置更近的福州南宋的进士数量为历史最多),宋代福州进士数量虽然是全省最多,但成才率却极其低,名人效应相对平庸。
宋代福建依然没有出现统摄整个区域的文化中心,出现了泉州、福州、建州、兴化四个中心地带。
北宋名士福州人陈襄言:天下士儒,惟言泉、福、建、兴化诸郡为盛,其间中高第、历显官、福吾天子之民者为不少。将泉州列于福建之首。
古代以科举为进入仕途的途径,为官场选拔人才是科举的最终目的,宋代泉州三品(含从三品)以上高官在福建尤其突出,数量和福州差不多;泉州宰相数量更是位居福建首位。显然比福州更具有代表性。
宋代泉州还出现了两位“状元宰相”,梁克家和曾从龙;以及一门四相:曾公亮、曾孝宽、曾怀、曾从龙;人称“曾半朝”传为佳话。值得一提的是泉州历代的进士以及人才绝大部分全部都是集中在晋江县(其辖区包含今泉州三区:鲤城区、丰泽区、洛江区以及晋江市、石狮市) ,面积比莆田县还要小很多,如果以县而论按照面积来换算,晋江县历代(包括福建科举鼎盛的宋代以及明代)科举进士数量的密度比莆田县还要高,且泉州进士主要是集中在泉州城一带。所以历代关于泉州科举人文鼎盛的记载比比皆是,古晋江县这个泉州的中心,在科举,商业等等各方面都是福建最顶尖的代表。
宋代的泉州,各种思想在这里汇聚,各种文化在这里融合,融汇各种文化出现大繁荣。泉州安海因为是朱熹最早讲学之处,而被认为是闽学的“开宗之地”(虽然只是名义上的);对泉州的文化南宋理学大师朱熹撰联赞曰:“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宋乾道年间,泉州知州王十朋在府衙前题联“八闽形胜无双地,四海人文第一邦”来赞誉泉州的人文鼎盛和在福建突出的代表性。
泉州城与福州城
宋代福州城
北宋开宝七年(974年),增筑东南外城。至此,城周扩至12公里,基本奠定古城规模(城区面积6平方公里左右)。
宋代泉州城
泉州翼城在罗城外,宋·绍定三年(1230年)郡守游九功以原镇南门外至晋江北岸一片,商业繁荣,人烟稠密,但每年江水泛滥时,尽成泽国。因思应予以有所保障,乃于濒江一线加建防洪墙一堵,号曰翼城. 东至浯浦,西抵甘棠桥,沿江为蔽,成石城四百三十八丈,高盈丈,基阔八尺。
宋朝泉州翼城和罗城没有相连,福州城的相连城周与泉州城大体差不多,但福州城内多山,泉州城内平坦开阔,再加上翼城,泉州城内的实际城区要大于福州城。,当时,泉州对外贸易最集中的地方,是濒临晋江沿岸的泉州南门聚宝街及青龙巷一带。那些来泉州做生意的番船,到晋江顺济桥下码头停泊在车桥头起卸、就近在聚宝街交易。聚宝街和青龙巷堪称宋元时期的泉州金融街。
因为晋江两岸的往来频繁,宋朝时,在泉州城外晋江岸短短的距离内就建有两座大桥石笋桥和顺济桥,用以连接两岸,泉州城南门外走顺济桥,新门(临漳门)外则走石笋桥,两岸往来十分的频繁,这两座建在晋江上的石笋桥,顺济桥与安平桥、洛阳桥同为泉州四大名桥,都是建于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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