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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镇的新格局
新型城镇化提出以来，“城”与“镇”之间究竟以谁为主至今仍是争论不休。对此，福卡早在2013年初就提出“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将落在‘镇’之上”的观点，而此次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的定调似乎让中国城市发展的未来趋势也变得越发清晰。 据估计，本轮城镇化发展下，将有近2亿农民脱离农村，而到2020年前和2030年前，中国需要市民化的农业转移人口总量更将达到3亿和3.9亿。 当数以亿计的人口从农耕文明同时走向现代城市，仅以“打开城门”、“破除芥蒂”、“兴建新城”来迎接这场重大变革显然是被动的，更是无力的。 据统计，北京市六成以上常住人口集中在市里的“城六区”，人口密度达到近6000人/平方公里，功能核心区的人口密度更高达22000人/平方公里，早已远超以密集而著称的伦敦(5400人/平方公里)。 不难想象，若将大城市作为吸纳人口的主战场，城镇化将面临交通系统严重瘫痪、城市垃圾堆积如山、社会资源消耗殆尽的恐怖前景。 由此推断，全国近2万个的小城镇势必将成为接纳这波浪潮的主战场，而相应的户籍制度也将在这些范围内率先逐步的放开，这也意味着未来小城镇将迎来新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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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镇能否具备吸纳“农民进城”的功能和实力？
前景虽好，但当下多数尚处在集镇水平的小城镇能否具备吸纳“农民进城”的功能和实力？ 从城市化演化路径来看，以英、法等西方国家为代表的现代城市是在原工业化时期“工业村庄”和传统商业城市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其遵循“工业村庄——工业城镇——工业中心”的过程； 而以韩国为代表的后起工业化国家，由于城市化初期阶段的有限资源在政府主导作用下多被集中于发展中心城区，因此，其现代城市大多是从地方行政中心逐渐演变而成，这就必然导致了“大城市——周边城镇——周边农村”的辐射状发展模式。 相较之下，中国小城镇则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 一方面，由于中国农户户均耕地面积较小，又受制于土地流转等限制，难以自发形成西方发达国家“大农场”式的规模经济，“自我升级”模式的机理也由此被打断；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体量过大，依靠中心城市“资源下放”的升级模式似乎也并不完全适合。 以上海为例，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发展从市中心到中环再到外环甚至是郊环的演变路径一定意义上即是辐射发展模式的翻版。 但问题是，且不说已飞速发展近20年的上海自身尚难将城市资源完全渗透到周边小城镇，即便此种模式有效，全国又能有多少个上海当量的超级城市来应对这规模上万人的小城镇？ 因此，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流动难题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能否在小城镇这一层级的自我崛起，从而构建起与之相匹配的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由此形成吸纳农村人口的功能。 03
小城镇大发展的四大支点
不过，小城镇的演化路径虽然各有千秋，但结果却是殊途同归，即小城镇将迎来大发展。 尽管目前中国小城镇发展缓慢，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和环境落后，建制镇人口占城镇总人口比例仅20%，但小城镇不如大城市并非普遍规律。 如德国70％的城镇人口居住在2万人以下的小城镇，由于许多小城镇人居环境更胜大城市，居住的人群往往是中产阶层和富裕阶层。 当然，中外小城镇在人口、国民禀赋背景下的表现形式会有所差异，但以下几方面或将成为小城镇大发展的主要支点： 1）基础环境。 工业时代，城市为人们提供了难以替代的生活方式和商业机遇；但随着网络经济和信息消费的崛起，家庭办公、电子购物、网络教育等全新概念的普及打破了居住、工作以及休闲的地理边界，城市与小镇的功能差距正被迅速拉近，加之越来越四通八达的全方位交通系统，甚至出现越来越多的创造型企业和信息服务类企业开始选择离开喧闹的城市而扎根于中小城镇的反转现象。 这既是小城镇低成本优势所致，更是大城市超负荷发展的倒逼使然。 2）战略定位。 从国家发展战略角度看，小城镇承担了双重功能，即一边要改善农民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带动消费结构升级并重置资源配置，从而释放出经济活力；同时也是为大城市“卸载”，为城市发展结构转型创造空间。 因此，其注定了将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发展重点。 3）人口导入。 事实上，无论城镇化如何进展，大部分农村人口将沉淀在“镇”一级的结果已是板上钉钉。 随着大量人口的涌入，至少与人口息息相关的餐饮、商店等基础型服务业规模将加速膨胀，届时与之相关联的上下游产业也将随之发展，甚至还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以城市综合体为例，一方面，大型CBD在大城市中正面临全面过剩的窘境；另一方面，人口迅速增长的中小城镇又缺少能够集商业、办公、居住、文娱和交通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体，因此，若将大型CBD改变成迷你型CBD应用于小城镇，虽然在规模效益上难有高回报率，但却可胜在庞大的基数上。 就此而言，人口红利的这一表达式将是支撑小城镇发展的中坚力量。 4）自身特色。 大城市固然有大城市的霸气与传承，而小城镇也有小城镇不可替代的细腻与风韵。 且不说中国各地区各民族风土人情大相径庭，即使同一地区的不同小镇同样是特色各异、各有千秋。如江西文港镇的毛笔、景德镇的瓷器、八景镇的建筑陶瓷等。 挖掘地方特色形成产业功能无疑将是助推小城镇发展的一大利器。 同样，若一味追求单一的商业模式而无视自身特色，其结果往往反倒得不偿失。以湘西凤凰和云南丽江为例，那个沈从文先生笔下的边城，以及那个曾被誉为心灵驿站的古镇便是在过度追求商业化的过程中灰飞烟灭了，仅留下一条条被人诟病的商业街。 由此可见，只要找准定位，每个小镇皆蕴藏了可管几年甚至是一个年代的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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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换发展”
相比小城镇的巨大潜力，大城市面临的却是另一个难题。 经过近20年突飞猛进的发展，大城市高峰期已过，原有动力消减。 一方面，原有粗放式的增长模式遭遇环境压力的阻击。 2013年12月，波及25个省份，100多个大中型城市，平均天数创52年来之最的雾霾再次证明了中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饮鸩止渴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已至极限。 另一方面，推动大城市前进的又一大引擎——土地财政又戈然熄火。 据统计，一线城市存量住房再交易规模已经达到新房交易规模的两倍，二线重点城市如天津、杭州等存量房与新房交易规模之比也已经达到1：1，未来将进入存量房主导的时期；与此同时，在近20万亿元的地方债务中，2013年7月到2016年的到期债务占73.4%。 一边是无地可卖的资源困境，一边是债务压力的日益临近，发展动力不言而喻。 外部环境的倒逼只是其一，大城市发展之所以陷入被动是因城市功能转变尚未调整到位。 一来，适合过去的城市功能在现代城市发展中迷失方向。 工业经济时代，城市的功能在于交易成本的最小化，如今城市却被建筑化、稀释化、扁平化。 近几年城市的扩张很大程度上并非功能和资源的溢出带动周边，而是因建筑过多将城市挤向郊区，加之中心城区日益高涨的房价和物价，城市功能被“负能量”劫持，从而出现了商业向外逃离、中心城市功能坍塌的趋势。 二来，适合未来的城市功能尚未树立。 未来型大城市不仅是经营人的欲望、发展体验经济的主战场，更应承担着协调、链接周边中小城市并使之有机融合的功能。 如香港从1973年推行新市镇计划以来，30年间先后兴建了荃湾、沙田、屯门等9个新市镇，合理的商业、医疗、教育、文化娱乐设施布局使得新老城区至今都保持着整体发展的趋势。 综上看来，大城市“缓发展”背后的潜台词实则是“换发展”，即原有模式的减速，用绿色、服务性产业替代增长。 但由于不同城市战略地位的差异，“换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福卡此前曾判断，中国经济发展的起飞期尚未结束，未来几年总体GDP仍可稳定在7%-8%的水平。 鉴于此，换发展将是以“大局稳定，局部改变”的方式循序进展，诸如沿海服务业发达城市（主要指超大型城市）或将率先破局，而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工业城市因绿色升级过程长，且对经济影响的权重大，因此仍将缓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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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7 13: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