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34城生活压力榜: 深北上“压力山大” 泉州宁波最自在

晋江一鸥

享受高品质的生活，往往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真理。

上涨的[url=]物价[/url]、高企的房价、拥堵的交通，在城市生活如牛负重。城市居民享有各种资源，同时又必须承受日趋增加的生活压力。这让人不禁疑惑：享有美好的城市生活，难道是一种奢望？

为此，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推出《中国 34 城生活压力榜》，从物价压力、住房压力和出行压力三大维度出发，综合衡量城市居民显性的生活压力，继续回答转型中国的“城市之问”。

评价对象与不久前发布的《中国 34 城公共空间体验榜》一致。不过，《生活压力榜》为负向排名，排名越靠前表明生活压力越大，排名越靠后的城市越宜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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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结果显示，在住房压力助推下，深圳生活压力超过上海、北京位居第一，三座城市共同构成第一梯队；广州是最容易生存的“一线”，而重庆“反超”广州，位列第四。

这与公众的感知较为一致：城市经济体量越大，城市提供的资源越“好”，相应的生活成本越高。

出人意料的是，之前在《公共空间体验榜》表现欠佳的工业城市和中部城市，凭借在“住”和“行”的低分值表现，展现出“压力适中”的明显特征。被评估的 34 座样本城市中，乌鲁木齐、宁波和无锡成为生活压力最低的三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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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生活压力榜》的评估结果，我们的观点是，在未来的“理想之城”争夺战中，一线城市以及部分“准一线城市”，将遭遇住房压力和出行压力的双重挑战；沿海地区的工业城市以及部分中部城市，将凭借高性价比的“住”和“行”，吸引新一轮人口流入，冲击中国城市格局。

在“理想之城”的评比竞赛中，工业城市和中部城市仍有反超“一线”机会。

以下是分指标分析：

1 物价压力值：东莞第一 北京最低

生活从日常的柴米油盐开始，城市居民感知的生活压力首先是物价的压力。

我们将物价压力值定义为人们日常生活开支所承受的压力，通过恩格尔系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I）三项指标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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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测算，一线城市的物价压力呈现极大的分化。被评估的 34 座城市中，北京成为物价压力最低的城市，上海倒数第三；广州和深圳的物价压力值则位居第七和第十一，属于中上游水平。

而物价压力最高的城市为东莞，紧随其后的有太原、成都、哈尔滨、佛山、贵阳、广州、南昌、福州、重庆。由此可见，部分新一线、二线城市的物价压力比一线城市还大。

这样的排行结果可能不符合许多人的认知。这是因为物价压力不仅和商品零售价格的绝对值相关，还和家庭收入水平、消费习惯等因素相关。

尽管一线城市的物价看起来比其它城市要高，但人们感知的物价压力却未必与之同步。因而，在物价压力的榜单上，并没有呈现城市规模或者区域分布的集聚。

以北京为例，作为国内综合实力最强的一线城市，北京物价压力最低。一方面，北京居民收入较高，可承受更高的物价水平；另一方面，较高的住房支出撑大了日常生活支出的基数，也拉低了恩格尔系数。

而即便剔除了住房支出，我们仍相信，北京物价压力在34座城市中仍属于较低水平。这是因为北京恩格尔系数远低于其他城市，2018年就降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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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北京人均食品烟酒支出总额为 8608元，在34座城市仅位居中上游，还不及长沙、宁波等城市。同时，北京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I）也比大多数城市低，这意味着北京物价较为稳定。

在34座城市中，这样的案例还有杭州、上海和苏州等城市。这些城市展现出某种城镇化的可能：较好的发展机会和较低的物价并存。

这充分显示，北京、上海等城市能级到较高程度后，居民家庭收入得到较为理想的增长，消费市场的自我调节和政府部门的市场治理已达到较高水平，值得其它城市借鉴。

令人意外的是，在34座城市公布的最新数据中，16座城市恩格尔系数高于全国平均水（28.2%），天津和青岛则和全国平均水平持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仅有16座城市，不及样本总数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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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被评估的34座城市，整体表现尚未达到全国“平均线”。原因在于，这34座城市经济体量较大、公共资源供给相对充足。随着全国性人口或区域、省域人口的涌入，物价成本被抬升，如果无法实现家庭收入同步上涨，则有可能出现比其它城市更大的物价压力。

2 住房压力值：佛山、长沙“轻松入住”

住房压力值聚焦于人们最关注的“住房难”问题。

在“住”的问题上，人们的压力感主要来源于房租、房贷支出占比。鉴于此，我们运用房租收入比和房价收入比两项数据，衡量不同城市的住房压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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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结果显示，一线城市是住房压力最大的城市。深圳、北京和上海位列前三，其压力系数遥遥领先其它城市。

特别是深圳，这座公认的买房难城市，其实租房也贵，房租收入比高于北京位居第一。因为深圳房租虽然只比北京低7%左右，但收入差距更大。深圳沉重的住房压力，将其推至生活压力最高的城市。

厦门以较为明显的数据超越广州，成为34座城市中最难“安居”的第四座城市；广州、天津、福州和南京则位列最难“安居”的“第二梯队”。

我们试图以更直观的结果展现这些城市的“安居”难度。我国目前人均住房面积约为39平方米。以收入的均值测算，租住一套39平方米的一居室，在深圳、北京和上海需要付出超过一半的月收入，具体比例为60%、56%和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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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果单人购买同等面积的房屋，在深圳需要49年，比一般人的工作年限都长，而在北京和上海则分别是 34年和 31 年；如果将购房需求扩大至 60 平方米的二居室，深圳、北京和上海的居民则需要储蓄76年、52年和48年的收入。

对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数字单是念出来就让人焦虑无比。这解释了北上深“打工人”频繁搬家、挤合租屋的现实，也同样解释了北上深的人们艰难买房“上车”的辛酸。

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城市呈现出收入偏低导致房价压力增大的态势，这类城市包括厦门、天津和福州，住房压力与广州相当。尤其是厦门，其房价收入比和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相当。

另一些城市则显示出收入上涨，以致于房价收入“剪刀差”缩小的态势，这类城市主要位于长三角地区。最可圈可点的是苏州，这座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南京和杭州，但商品房均价却比这两座城市低大约 10000 元/平方米。这座文化名城的购房压力值因此位居平均线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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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还有一个清晰的标签——“工业强市”。榜单显示，绝大多数工业强市位居平均线以下。这意味着，在这些城市生活的人们，租房购房的“难度系数”更小。

如果将住房压力值从低到高排列，评比“宜居之城”，前十位依次是无锡、佛山、泉州、沈阳、乌鲁木齐、苏州、南昌、济南、贵阳和长沙。这十座城市大半是工业增加值排在全国前列的城市。

由此，我们可以推导出一个结论：工业城市，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工业城市住房压力较适中，“宜居指数”较高。

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认为，工业城市住房压力适中的现状，可分为两方面看。

一方面，在中国经济转型浪潮中，一线城市以及杭州、成都等准一线城市行动较快，吸引了更多人口的流入，工业城市吸引力相对不足，以致于住房价格涨幅相较更低；

另一方面，苏州、佛山、泉州等工业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到较高水平，说明城市并未收缩衰退，相对“适度”的住房压力预示着经济转型和深入城镇化还有巨大空间。

当前，在举国“房住不炒”的基调下，一线城市和一些“热点”的准一线城市住房价格上涨压力巨大；苏州、佛山、泉州等工业城市将有更光辉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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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城市由于毗邻房价较高的中心城市，未来将有机会承接中心城市的人才和产业。这样的城市包括，与广州接壤的佛山，上海、杭州周边的无锡、苏州，以及不太典型的邻近厦门的泉州。

这些城市将以一线城市、准一线城市为“极点”，形成联系紧密的都市圈，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

3 出行压力值：深圳、杭州不太“堵”

出行是城市生活的基本需求。出行“浪费”的时间成本，同样带给人们压力。

研究团队通过通勤数据来观察不同城市的出行压力——在所有出行场景中，通勤场景是人们普遍感受最为“痛苦”的场景。具体指标包括拥堵指数、平均通勤距离和五公里外通勤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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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模型呈现出可能令公众半信半疑的结果。进入十大“堵城”名录的，依次是北京、重庆、上海、贵阳、广州、成都、南京、哈尔滨、西安和武汉。东、中、西部城市均榜上有名，这显示“拥堵”并非某个区域独有的特质。

单从“拥堵指数”看，武汉高峰时段通勤消耗的时长，是普通时段的1.7倍，北京、重庆甚至在可怕的 2倍以上。也就是说，北京、重庆平时仅需要30分钟的路程，在上下班高峰期需要花费1个小时以上。这种“拥堵感”，易引起通勤人群的焦躁。

十大“堵城”当中，北京、上海和广州这三座一线城市的“入围”并不意外。在公众印象中，“拥堵”是经济的“润滑剂”，经济繁荣与交通拥堵相伴符合某种规律。这同样也可以解释重庆、成都、南京等准一线城市的“入围”。

需要补充的是，造成交通拥堵，还有地形地貌和道路规划的影响。重庆、贵阳等城市排名与一线城市相当，还有山地地形较多、立交桥较多的叠加因素。网友调侃，重庆山地道路的复杂程度，能够让地图APP“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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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意外的是，同为一线城市，深圳连前十都没进。在出行压力的评估中，深圳的各项数据，均低于北京、上海和广州，位居第 23 名，呈现出“畅行城市”的态势。此外，尽管各项分值稍有差异，但杭州最终的“出行压力值”竟然和深圳持平，并列第 23 名。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身处深圳、杭州的人们，也感受到日常交通的拥堵，但相较于北京、上海已算是“舒适”。

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认为，深圳、杭州出行压力值相对较小，呈现出“互联网之城”的独特个性。

一方面，互联网从业人士收入较高，工作强度大，靠近工作地居住的比例较高，减少了高峰期出行的人流；另一方面，互联网行业流行“996”加班文化，错峰出行的人群较多，也分流了交通的压力。在行业人群出行习惯之外，深圳、杭州运用互联网技术，构建智慧交通体系，也对缓解城市的交通压力起到较好的治理效果。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互联网的“码农”们在承受高强度工作、高房价压力的同时，还是能够在交通出行上感受到城市的暖意。

此外，深圳的就业中心多点布局，有利于分散交通从而减少拥堵，也帮助缩短了通勤距离。据百度地图慧眼和深规院联合创新实验室此前发布的研究成果，深圳目前至少有5个市中心，分别是高新园、车公庙、福田CBD、华强北、罗湖”金三角”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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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展现了“互联网之城”的另一种可能。这座城市的评估分值，比深圳、杭州更低，也意味着出行更舒适。这样的评估结果，既由于厦门人口规模还不算大，也得益于厦门环岛路的完善规划。

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这座以海岛风情和南洋建筑著称的城市，是第一座成功探索“多规合一”的城市。在“一张蓝图绘到底”的设计下，城市道路的规划与产业规划、人口规划等统筹考虑。这一思维已推广至全国。

当前，一个新兴的互联网行业、创意产业正在厦门海岛上崛起。出行体验和生态体验将成为厦门吸引互联网人才、创意人才的独特资源。

如同“住房”领域一样，工业城市展现出“行”的“低压力值”。东莞的“压力值”略高于深圳，苏州、泉州、无锡、宁波等城市则位居末十名。其中，宁波的三项指标，均是所有样本城市的最小值。

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认为，工业城市的“出行低压力”不难理解。第二产业从业者，主要聚居在集体宿舍或临近租住，早晚高峰出行需求比例不高，因而也没有导致拥堵。随着技术工人升级和高端人才引进，较好的出行体验将成为城市展现魅力的重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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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物价压力、住房压力、出行压力

二级指标：

1、物价压力：恩格尔系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I）

解释：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经济学的“恩格尔定律”认为，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用于食品方面的支出比例就越小。过高的恩格尔系数，意味着家庭承受较大的生活压力。基于此，将恩格尔系数作为物价压力值的“基底”指标。

CPI 和 RPI：两项数据对应着不同的商品价格表动，是政府进行经济治理的重要参考数据。纳入这两项数据借以体现物价上涨的压力。

2、住房压力：房租收入比、房价收入比

解释：人们的住房压力感主要来源于付出的资金成本，而成本高低的感知又受收入水平影响。鉴于此，引入收入变量，运用房租收入比和房价收入比两项数据，衡量不同城市的住房压力值。

3、出行压力：拥堵指数、平均通勤距离、五公里外通勤比重

解释：在所有出行场景中，通勤场景是人们普遍感受最为“痛苦”的场景，因此通过通勤数据来观察不同城市的出行压力。其中拥堵指数，即早晚高峰时段通行时间与畅行时段通行时间的比值，这是一座城市交通拥堵状况的集中体现。考虑到人们的“压力感”还受到距离的影响，指标模型中还加入了平均通勤距离和五公里外通勤比重两个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