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地方志：上海与武汉的关系原来如此密切，从开埠开启

凤舞神州

此文可在上海市志官方网站和官方微信看到

偶然看到上海方志官方写的文章

两地都是开埠之后，大量浙江宁绍商帮移民的地区，两地也都是改革开放之后，大量温台商人主要经营的地区。

[size=0.875]上海与武汉作为长江中下游最为重要的两座城市，历史上一直关系密切。“逐水而居”是世界各地早期先民的共同特征，几乎所有的文明都和水密切相关。纵观中国城市的起源和发展，大多都与河流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绝大多数大城市都坐落或靠近大河大江沿岸。以长江流域为例，特别是在近代中国史中，沪汉双城的变迁，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颇具代表性的。
“江海同源，沪汉同心”，我们终将再次相聚。谨以此文，献给武汉重启。

01

航运贸易的纽带

上海地处太湖流域吴淞江出海口。明永乐二年（1404年），户部尚书夏原吉奉旨治理太湖水患，征用民工，掘通大黄浦、范家浜、南跄浦，成黄浦江，导淀泖诸水同吴淞江合流，水深江宽，注入长江口。

弘治《上海志》载，上海商人，经黄浦江，溯长江而上，直达中游的湖北诸地。有文记：“乘潮汐上下浦，射贵贱贸易，驶疾数十里如反复掌，又多能客贩湖襄燕赵齐鲁之区。”上海长江航运就此形成。从明永乐二年江浦合流算起，迄今，上海长江航运已有600余年的历史。

古籍中的“沙船停泊图”。沙船在长江和近海航运中扮演重要角色。上海是沙船的故乡和发源地之一，也是沙船最主要的停泊母港。在古代，沙船运输一度被誉为上海经济发展和迅速崛起的支柱产业，因此它也出现在上海的市标上

一本英文版上海历史书籍中使用的上海县城地图，绘制年代不详。此图有个特点，它不是传统的“上北下南”而是“上南下北”

1870年前后，上海外滩花园向东望黄浦江视角。可见各类中西船只

明朝实行海禁政策，长江成为上海同内地贸易的主要商路。上海地区棉布通过长江，经运河、赣江、汉水等河流，运往西北、华北和华南。叶梦珠在《阅世编》中讲到，松江标布“俱走秦晋、京边诸路”，中机布“走湖广、江西、两广诸路”，小布“单行于江西之饶州等处”。当时，上海地区桑、棉等经济作物发达，占用大量农田，因此常有粮食不足之患，须由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通过长江，源源运入上海地区。明末文豪吴应箕在其《楼山堂集》（卷十）中曾写道，上海地区“半仰食于江、楚、庐、安之粟”。

魏晋､南北朝时，武昌黄军浦（今文昌门外鲶鱼套一带）河水入江之处，套口可以停舟避风。据《水经注》载，“昔吴将黄盖军师所屯，浦得其名，亦商舟所会”。唐时此地仍为长江上下游的交通枢纽和贸易市场。至宋代，鹦鹉洲在江中，夹岸为船舶集聚之所，武昌市场逐渐东移至今平湖门外，称“南市”。清雍正年间，金沙洲与白沙洲之间，夹沙逐渐淤塞，不可停船。武胜门外江中世起一洲，名塘角。“水藏洲曲，可以避风，水浅洲回，可以下锚，商船贾舶，咸集于彼，原来的荒野筑室列肆，百货齐萃”。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塘角泊舟大火后，沙洲也渐渐沉没，闹市也由此逐渐移至汉口镇。

1739年，武汉三镇浮雕图。现存于湖南省芷江天后宫

1821—1850年，湖北长江、汉水堤工图

图片来源 | 数位方舆

1876年，湖北武汉全图

汉口在清代就己经发展为“天下四聚”之一的商业重镇。作为淮南盐纲的中心以及两湖米的输出口岸，汉口同长江下游的贸易关系非常密切，但同扬州、南京、苏州等的贸易往来较多，同上海贸易并不突出。随着上海和汉口的相继开埠（1843年和1861年），对外贸易的扩大，上海逐渐成为汉口国内外贸易最重要的关系口岸。

事实上，早在汉口开埠之前，己经有茶叶运往上海出口，加之一度受太平天国的影响，经广州出口的两湖茶叶逐渐减少，而更多依靠上海口岸出海。在英国驻上海的领事报告中（《领事罗伯逊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1855年、1858年），就多次提到湖北、湖南的茶叶，并指出湖北茶是由长江运来上海的。

咸丰十一年（1861年），汉口被迫开埠，次年江汉关开关｡英国首先在汉口设租界置领事，辟码头办航运｡1861—1938年先后在汉口经营航运的有16个国家的38家公司，参加营运的船舶计有168艘，可查知的轮船总吨为66.6万余吨｡行驶在沪汉、汉宜、汉湘和汉渝4大航线｡1861—1872年间，以上海为主要基地的英美两国13家洋行轮船公司有37艘轮船先后行驶于沪汉线上。

同治十一年末（1873年初），李鸿章等人在上海创立轮船招商局，国人有了自己开办的江海航运。同年，招商局设立汉口办事处，在民生路江边购置机房、设立码头。7月，招商局代理轮船“永宁”号抵汉口，是中国商轮航行长江之始。

1872年6月7日 《申报》一则题为“茶叶市价”的消息，从文中可见，当时汉口茶叶的价格已是业内的重要参照

1873年7月9日《申报》航运栏中有关招商局永宁轮开航镇江、九江和汉口的信息

1881年10月13日《申报》航运栏中可见当时营运长江客轮的除招商局以外多为怡和、太古、麦边等外商

光绪三年（1877年），美商旗昌洋行退出长江航运业务，招商局借此契机，以222万银两收购其在长江各口的船舶和码头堆栈，壮大了实力｡光绪八年（1882年）之后，在华商货主的支持和清廷给予承运糟粮的有利条件下，招商局站稳了脚根，在竞争激烈的长江航运市场上与英商太古､怡和轮船公司并驾齐驱。

长江中下游水道的商业价值不言而喻。正如旗昌洋行合伙人金能亨（Edward Cunningham）当年在信中写道的：“茶叶肯定还将顺长江而下。仅以两湖茶叶而论，总量估计有7万吨……继7万吨货物之后，还有更多的生意可做，回程货运量同样是巨大的。”而事实上的发展进程也印证了这样的预测。在开埠之后的几年中，汉口对上海的贸易总值就达到了3000万两。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趋势来看，除个别年份略有下降外一直呈增长趋势。贸易总值显著增长，1899年达到开埠时的3倍。从贸易商品的构成来看，正如前文所言，两湖地区的茶叶等土产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很多洋行在汉口开埠后立刻到汉口采购茶叶，并把洋货带到汉口销售。所以土货出口和洋货进口在汉口与上海贸易中占据了主要地位，而从上海进口中国土货，就处于次要的地位。

在那段时期，来自上海的洋货在汉口洋货进口中一直保持极高的比例，有些年份几乎接近100%。汉口作为长江口岸，不论洋货直接进口还是土货直接出口，比例都低于沿海口岸，对上海的依赖十分明显。从利益分配角度来讲，汉口虽然也有独立发展直接对外贸易的倾向，但是很显然，这种“独立”与上海之外的发展，不但受制于自然航行条件的约束，更因为扼守出海口的上海，占尽各种优势，已逐渐发展为远东乃至亚洲最重要的进出口转运中心，经济、贸易优势和各种利益倾向不言而喻。

1907年，停泊在上海黄浦江码头的“汉口”号明轮汽船。该船曾经隶属太古轮船等多家公司，在长江上一直服役至20世纪30年代

图片来源 | University of Bristol - 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

20世纪初，在汉口码头装卸货物的江轮

图片来源 | University of Bristol - 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

20世纪30年代之前，长江航运不断发展。民国16年（1927年）长江申汉航线完成货运量109.57万吨。民国20年（1930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中下游堤岸多处溃决，沿岸多处成为泽国，农业生产受损。1930年8月19日汉口江汉关水位达到28.28米（吴淞基面高程），汉口市区被淹，损失惨重。当年申汉航线只完成货运量91.65万吨，比民国16年大幅下降。而其后，随着日寇的入侵，战乱迭起，生灵涂炭，工商业一蹶不振，长江航运自然也是一落千丈。1946年，抗战胜利后第一年，长江航运略有起色，上海进口的一半货物，共约1289万公担（128.9万吨），有一半左右通过长江运往内地，汉口就是其中最重要的转运枢纽。

20世纪30年代，航行在长江武汉段江面上的汽轮，背景中可见江汉关大楼

图片来源 | University of Bristol - 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

1930年，长江特大洪水。图为几乎已经漫过汉口堤岸的江水，背景中为江汉关大楼

图片来源 | University of Bristol - 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长江航运得到恢复。由于长江运输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加之以舟代步是人们出行的重要方式，且客运运价便宜，水上客运量大，因此，长江客运不断发展壮大，几乎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1955年，上海港和武汉港提高班轮货物装卸效率，汉申线客轮班期缩短为7天｡1956年，汉申线班次增加到每周5班｡至1958年，汉申线每日1班。1958年以后，长江流域经济迅速发展，沿江城市的人口大量增加。

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长江轮船公司的广告

1966年，由上海至汉口的四等船票

特别是随着湖北的“三线建设”项目上马投产，许多干部、工人和其家属频繁地往来于全国各地与武汉之间，其中的相当一部分旅客会选择水路。1977年，上海长江进出口客运流量406.32万人。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上海、武汉两地商品经济发展很快，贩运贸易和旅游业兴起，长江航线的客运量也随之迅速上升｡自1979年春运开始，开办汉申快班，每日1班，沿途停靠九江､芜湖､南京，往返6天，同时增加渝申直达班｡

1972年前，汉申线每年平均流量未超过50万人，1972年突破50万人，1975年超过60万人，1979年超过80万人，1980年突破100万人，达到108.35万人，占干线年发送量的50.4%。1983年为158.62万人，占干线年发送量的58.77%。1985年上升到192.06万人，占干线年发送量的67.32%｡

20世纪80年代，武汉沿江码头

航行在武汉水域的“江申4号”轮

20世纪90年代早期拍摄的“江申4号”轮，背景中的东方明珠电视塔还未竣工

在没有高铁的年代，飞机票更是昂贵和需要特定条件的奢侈品。而廉价的船票就是大多数沿江普通百姓长途旅行的首选。从十六铺登船，在江汉关上岸，客轮上的慢生活，是那个时代难以磨灭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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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同源，沪汉同心

02

城市发展的关联

上海有外滩，武汉有江滩，上海有汉口路、武昌路和汉阳路，而武汉也有上海邨。这不仅仅是巧合。

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重要发源地之一，数千年来孕育了数量众多的城市。唐宋以后，随着经济重心南移和人口南迁，长江城市发展逐渐超过黄河城市。晚清，随着中国被迫对外开放，长江水系沿江部分城市被纳入全球体系之中，开埠通商不仅改变了长江沿岸大中城市的分布格局，而且也改变了中国大城市分布格局，上海、武汉、重庆等城市的崛起，客观上促进了长江城市带、经济带的初步形成。

从地理位置来说，上海与武汉都是极具区位特点的城市，而这也直接影响了城市的盛衰，也蕴藏了巨大的发展潜力。上海位于长江的入海口、长江三角洲朝海的顶端，同时位于中国漫长的海岸线的中部，是唯一的一个直接连接中国中西部的江海交汇的城市，明清时期即成为中国沿海航运的中枢。长江是中国最大的水系，许多源远流长的水道都汇集到长江，因而上海成为长江流域和中国沿海贸易的天然汇集点。

武汉居于华中，当南北之冲要，东西之枢纽。明代张翰在其《松窗梦语》中有如下记述“大江以南，荆楚当其上游……其地跨有江汉，武昌为都会。郧襄上通秦梁德黄，下临吴越，襟临巴蜀，屏捍云贵林桂。通五岭，入八闽。其民寡于聚集，多行贾四方。四方之贾，亦云集焉。”

武汉三镇建成区演变示意图

1915年，武汉地图

民国二年（1913年）商务印书馆实测上海城厢租界地图

中国的近代是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鸦片战争的起点在广州，高潮和终点在长江中下游，并最终导致清廷签下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其结果之一就是“五口通商”。上海首先进入西方列强的侵略视野。

在被迫开埠后，上海潜在的地缘优势被激发，并得以迅速发展。上海由区域性的国内贸易中心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贸易中心，从而奠定了上海城市发展的基础。中外贸易的中心也就不可避免地从广州转移到长江流域与海岸线交汇的上海。当时中国出口的大宗贸易，丝、茶贸易逐渐向上海集中。19世纪50年代，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从而奠定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经济中心的基础。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九江、镇江等城市对外开放，依据条约，长江对航运轮船开放，上海能够更充分地发挥它在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并一直持续至今，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10年，沿海的开放之风尚未波及武汉三镇。整个19世纪50年代，太平军与清军在武汉地区反复交战，百姓颠沛流离，经济活动遭到巨大破坏，社会处于停滞甚至倒退之中。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开埠（1861年），武汉真正意义上进入近代，城市形态开始转换。由于开埠，汉口的城市经济，首先是对外贸易得到飞跃的发展。在对外贸易的刺激下，交通运输业、金融业、近代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从而成为汉口城市发展的新的推动力。

1930年1月15日《申报》刊登的武昌私立华中大学招生广告

《申报》是在上海历史最为悠久的中文报纸，1937年上海沦陷之后，《申报》曾辗转至汉口复刊，并一直坚持到1938年武汉沦陷

开埠通商带来商贸繁荣，使武汉成为比肩上海的商贸大都市。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武汉对外贸易额连续42年仅次于上海，位居全国第二；18年位居全国第三，占全国的10%。商贸的繁荣带动金融业的发展，众多外国银行纷纷来汉设立分支机构，到1920年，汉口沿江一带聚集了20家外国银行和众多的国内银行，武汉成为内地最大的金融中心。

洋务运动开启了武汉工业化进程，使武汉成为和上海、天津并列的3大制造业中心之一。张之洞督鄂期间在汉兴办民用及军用工厂，奠定了武汉近代工业基础，汉阳铁厂成为当时亚洲一流的钢铁联合企业。报告中说，到1907年张之洞离鄂赴京时，武汉“驾乎津门、直追沪上”，已与上海、天津并列为中国3大制造业中心，冶金、军工方面更是领先全国、独占鳌头。

1910年，老明信片中的汉阳铁厂全景

20世纪80年代的武汉中山大道江汉路口附近的老字号，亨达利钟表公司。1923年，上海亨达利总行实行“联号”，全国的亨达利统一了品牌，武汉亨达利也在其中

开埠通商奠定了武汉在全国的商贸中心地位，洋务运动确立了武汉在全国工业版图中的领先地位。依靠工贸双驱动，武汉在近代历史上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商贸、金融中心，基本确立了全国重要的中心城市地位。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更是对武汉寄予厚望，提出要把武汉建成“略如纽约、伦敦之大”的大都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城市迎来重新定位和“洗牌”机会，武汉备受国家青睐获得先机，延续了全国重要中心城市的地位。国家一批重大项目落户，武汉成为全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武汉的工业总产值、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工业净产值以及利税额均列全国第4位，成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与此同时，科教资源聚集度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大宗商品、物品的中转、集散作用更加突出，仍延续了全国重要中心城市的作用。

这百余年前开始的时空变换，让上海和武汉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众所周知，上海外滩是西方列强踏进上海的第一块土地，也是上海城市近代化的起点。今中山东一路曾名黄浦滩路，全长1108米，南起延安东路，北止外白渡桥。道路西侧，高大建筑物鳞次栉比，高低错落有致，形成外滩特色建筑群。从上海开埠至今，历经3次大规模的建筑变迁。外滩建筑背后的各种设计和规划理念对上海的城市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与外滩相类似的，武汉汉口租界区也是武汉近代新兴产业的发源地，为武汉带入了新式的机器设备和生产方式，同时它也首先将现代建筑的风格形式带入江滩一带，也就是现今的武汉沿江大道。在武汉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这些近代产业建筑对于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同样有着重要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武汉江滩及江汉关大楼

20世纪20年代，上海外滩及江海关大楼

江汉关大楼是武汉的地标建筑，同样在上海外滩也有一栋知名的江海关大楼。而它们的设计者和施工方都出自上海。上海江海关大楼由著名的英商公和洋行（Palmer & Turner Group）设计，上海新金记营造厂建设。而江汉关大楼则是由另一家总部设在上海的著名英商建筑设计事务所思九生洋行（Stewardson & Spence）设计，上海魏清记营造厂承建。思九生洋行在上海还留下了一批代表作品，其中包括欧战纪念碑（已毁）、怡和洋行大楼（今中山东一路27号）以及上海邮政总局大楼（北苏州路250号）。

江汉关1924年建成，图为该建筑北立面设计图

上海和武汉近现代的建筑都表现出包容性、时尚性和地域性。历史走到今天，如果没有外滩老建筑群，浦东的新建筑就会显得有些“薄弱”；若没有浦东新建筑，那么外滩又会让人多少感觉沉重。

1988年，武汉中山大道

20世纪90年代，武汉江汉路商业街

1989年，上海南京东路

图片摄影 | 陆杰

同样的，与上海相隔千里的武汉，也能看到与上海老弄堂石库门相似的“里份”，而上海邨就是其中的代表。1923年，华商李鼎安在汉口租界投资修建鼎安里，设计师是英国建筑师FrankBaines爵士，因此建筑的西式风格非常鲜明，比如老虎窗和壁炉，但又与中国传统民居有融合，如天井等。李鼎安除了自住，还将多余房屋出租，租金不菲，因此能住在鼎安里的人，非富即贵。战火纷飞的年代，鼎安里曾为不少文人雅士提供了避难所。抗战胜利后，李鼎安将这里抵押给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改名为上海村。现如今，上海邨已经慢慢转型为类似上海田子坊的休闲街区。玻璃摩天楼固然能给城市巨大的活力，但是，老房子和历史街区赋予城市的内涵是无法替代的。上海和武汉，历史与现代，就这样在此相遇，交融。

现今的武汉“上海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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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革命火种的传承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19世纪40年代开埠后，工商业发展迅速，上海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发源地之一。据1919年统计，上海产业工人已达181485人，其中60％在500人以上大厂做工，集中程度很高。严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锻炼了上海工人阶级很强的反抗性，而近代企业的集中生产，又培养了上海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上海工人阶级从诞生时起，就不断进行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并逐步组织起来。

五四运动以后，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汇集上海，介绍俄国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深入到工人中去，实践着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1920年6月，以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分子，首先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经发起组的联络，各地共产党组织的代表于1921年7月，在上海这个有建党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的城市，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位于武昌蛇山南麓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

位于上海兴业路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航拍

图片摄影 | 张锁庆

而武汉是继上海、北京之后第三个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的城市。与上海类似的是，武汉较为发达的工商产业为工人阶级的形成，提供了适合的土壤。1920年秋，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等在武汉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也称武汉共产党支部），揭开了武汉地区党领导革命斗争的序幕。1921年7月，董必武、陈潭秋代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其他共产主义小组代表一起，共同完成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使命。

武汉的中共党组织相继领导了1921年5月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举行的罢工，1921年10月粤汉铁路武株段机车处工人罢工，1921年12月汉口人力车工人罢工，并取得胜利。特别是1923年2月爆发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将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推向了顶峰。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当时的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而国民党的力量强大，广州自然是国民党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心和基地。在这里，革命力量可以公开活动。中国共产党决定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的联合战线。1922年7月，共产国际决定将中共中央驻地由上海改为广州，并于1923年6月12—20日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３１号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此后因为考虑到交通、通信等诸多因素，对指导全国革命斗争不利，中共中央决定将领导机关再次迁回产业工人聚集的上海。

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兴起。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下，大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

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派出的北伐军攻占了武汉｡1927年初，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武汉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的需要，1926年底前后，中国共产党在武汉成立了临时中央局｡张国焘､瞿秋白、陈独秀等中共中央领导也相继由上海来到武汉｡就此，1926年底到1927年春，中共中央完成了从上海到武汉的搬迁工作｡武汉便成为中共中央的第二个驻扎地。

武汉中共中央局机关旧址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坐落在汉口胜利街三栋老建筑内，总建筑面积有4471平方米。1926年底至1927年夏，大革命的中心向武汉转移，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往武汉。这里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与办公厅秘书处开会办公的地方

1927年４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五大召开前后，武汉地区的形势急剧恶化，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迅速走向反动，并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仅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就有百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杀害。1927年８月７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确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会后，鉴于武汉的险峻形势，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于1927年９月底至10月初陆续由武汉迁回上海。

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鄱阳街139号）中共“八七”会议会址

而这段时期内，上海和武汉还因为一件大事而联系在一起。那就是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的成立。民国15年（1926年）冬，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上海各团体也群情激奋，并于12月6日组成上海特别市政府市民公会。民国16年（1927年）3月12日，市民公会召开第一次市民代表会议，选举罗亦农、汪寿华等31人为代表会议执行委员。

3月21日，在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等领导下，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占领了上海华界。3月22日，第二次市民代表大会在九亩地新舞台召开，有1000余团体的代表4000人到会。王晓籁、汪寿华、林钧3人组成主席团。大会产生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提出在正式市政府成立前的临时市政府委员，共19人，即钮永建（4月2日免）、陈光甫（4月2日免）、白崇禧、罗亦农、虞洽卿、王晓籁、谢福生、王景云、杨杏佛、汪寿华、郑毓秀、林钧、侯绍裘、王汉良、李震瀛、丁晓光、顾顺章、何洛、陆文韶。其中中国共产党党员9人。

1927年3月10日《申报》 刊发“上海各团体电贺国民政府迁鄂”消息

1927年3月30日《申报》刊发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成立的消息

民国16年（1927年）3月25日，汉口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议决，上海临时市政府委员将由国民政府任命。3月29日，市政府委员会举行就职典礼，正式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被迫停止活动。4月14日，临时市政府即被国民党查封，军事当局重新接管上海特别市党部，并搜捕上海临时市政府中的中共党员，政权全部握在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手中。4月1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改名为中央政治会议上海临时分会，职权未变，直到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政权才归市政府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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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前几年有几个福建人跟我死争，说我乱讲，武汉历史，这篇文章是上海市志官方写的，他们上海人写的文章，而说武汉三镇空前繁荣的六城记，也是央视做的。

这本来就是事实，武汉的底子比福建所有城市都要好的多。现在湖北被福建超了才是奇特。从工业化开始，湖北就是整个中国内陆的金融，港口，贸易转运中心，好莱坞的电影几乎在上海和武汉同时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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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福建省是福建工业化以来，发展最好最快速的时代，成为中国第四发达省份，而福建本来有更好的海外华侨基础，台湾的亲戚可以带动超大城市的发展，结果不做，非要小马拉大车，可想而知，湖北给了2年时间让福建赶超，福建还是这样，以后会更难。。。

如果福建有超大城市，不管是福州也好，厦门也好，泉州也好，哪一个当超大城市，都能振兴福建，做给弯弯看，可惜可悲。